略说经方与时方的话题

战立克

在对待经方与时方的态度上，流行的观点是既重视经方，也重视时方。临床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用经方不用时方的医生很少，用时方而不用经方的医生也少，大部分的医生都是经方、时方并用。只要方剂有确凿疗效，何必细分。笔者赞同这种观点。但从深入的角度来看，如方剂的产生时代、临床验证时间、组方思维、医学观、人文观等角度分析，此种观点尚停留在感性认识层面。
    中医书籍汗牛充栋，书籍所载方剂更是数不胜数，其中尚不包括民间口耳相传的经验方。中医方剂产生的源头始自“神农尝百草”，这个大家都知道。相传商朝伊尹创制汤液，对于汤液是否伊尹首创这个问题难于考证，但从药物煎煮的客观条件来分析，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具备，阐述如下：

1、溶媒：水，这一条件无疑具备。

2、器皿：虽然到春秋战国才有制造青铜器、铁器的技术，但此二者主要用于制造祭器、兵器、生产工具和工艺品，这从考古发掘的文物中不难看到。从西汉出土的墓葬来看，厨房烹饪器皿普遍是陶器。陶器的制作工艺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掌握。考古发现陕西仰韶文化、浙江良渚文化等已使用陶器，并掌握了彩陶的制作工艺。所以，器皿也不成问题。

3、煎煮：这一思维在新石器时代也不成问题。陕西西安半坡人种植粟，浙江余姚河姆渡人种植水稻。大家知道，粟与水稻这两种粮食是需要煮熟才好吃的。新石器时代人制造陶，除了储备粮食，无疑还有烹饪之用。混合煎煮对他们来说也不是问题。烧烤技术的掌握是旧石器时代的事情，在新石器时代，把肉或蔬菜和水稻、粟一起放在陶罐中煮，没有好奇怪的。在对浙江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中，已经发掘出明确的食物烹饪证据。

4、火：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使用天然火，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对火的利用技术日趋成熟，没有火，陶器是制作不出来的，所以，火也不是问题。

由此可见，新石器时代已经具备汤液煎煮的客观条件。

2001年我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浙江萧山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陶罐，其中保存有二十余小段植物的碳化枝条，据专家考证为中药的煎煮药渣。
    此外，一些药物如桂皮、生姜在古代也是食物、调味剂，如姜能祛鱼腥、桂皮能增加肉的鲜味，而且姜和桂皮作为调料品完全可能同时加入陶罐中烹饪。这种由厨子发明煎煮药物的推断与伊尹(本为厨师)创汤液的说法不谋而合。药物的煎煮为单味药发展到复方治病创造了条件，同时使采集的多余鲜品能够以干品的形式贮存，以备不时之需。虽然相传商朝宰相伊尹创制汤液，相关文献资料详见《史记·殷本经》《针灸甲乙经·序》《资治通鉴》，但更能让人信服的观点是：伊尹总结商朝以前药物、方剂学经验，编撰《汤液经》。（这一观点在后面会得到进一步论证）

通常把张仲景的方剂称之为经方，而把张仲景之后时代产生的方剂，如唐宋、金元、明清等医家的经验方，称为时方。这个没有疑问。

经方的起源始自新石器时代，经历了从“鲜品生食→鲜品煎煮→陈品煎煮”，从“单味→复方”的演变过程，时间跨度到东汉最少5000年，其发展脉络是延续的，到张仲景时总结公元2世纪之前的医药学成就，撰写里程碑式的经方著作《伤寒杂病论》。时方产生的时间，从张仲景之后到2007年，接近1800年。可能有人会说，张仲景之前的药物学成就不能全部算在经方头上，时方也有继承，但从中医学史，从医学流派、中药学著作等方面来看，后世时方走的是另外一条路，非张仲景的“药证”“方证”路。发聋振聩的“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这样的论断，大家都知道。在这里笔者提出经方与时方的几点不同：

1、 时间段悬殊。

1800年之于5000年，时间段悬殊，则方剂的临床验证、病人样本数会有差别，最终导致方剂的质量下降。经方中一些疗效卓著的方剂，能得到世世代代的继承而反复应用验证。但时方因师承、门派、医学主流思想等客观因素影响，在流传面上相对窄很多。方剂治病其实质是经验总结，尚处于经验医学阶段，如果临床验证时间或样本数不够，这种经验的可信度就不免受影响。

2、 体系不同。

经方走的是“药证”“方证”的路子。时方的产生则与阴阳五行学说密不可分，而且在对药物功效的认识上也有很大的主观臆断成分。儒生张元素提出“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的论断，可能当时在流行病谱上确有变化——传染病流行从伤寒病转化为温病为主体，但无视古人经验的继承，而求标新立异，这种有违儒家尊经重道传统的主张，却是让人匪夷所思。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皋，其用药组方在中医史上有“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美誉，其著作明确阐述他的组方依据非药证，而是阴阳五行学说、升降浮沉理论，而且他即便是用张仲景方，皆从阴阳五行学说、升降浮沉理论作解。朱丹溪在学医之前是理学家，本着“格物致知”的理学观念，硬生生提出“阳有余阴不足论”“相火论”的论断，对药物的功效也不免“格”上一“格”（理学的“格物致知”是有损人体健康的，王阳明曾因对着竹子格物致知，“格”到第7天大病一场，当然这是题外话）。攻下派的张从正主张“汗吐下”，就汗法而言，果真为麻黄证，难道用羌活、防风能取效？在此种医学思维指导下的临床，最终就发展为鲁迅笔下批判的“经霜三年的甘蔗”“成对的蟋蟀”！笔者在这里所要表明的观点：对于时方派医学家们的临床疗效笔者不敢菲薄，也相信他们的医学态度是严谨的，临床疗效是真实的。笔者要指出的是：他们走的是不同于张仲景医生的另外一条医学道路，他们自己所创制的方剂也并非建立在“药证”基础之上。相信大家对笔者的这个认识能够认同。而这，也是经方与时方的区别之一。

战立克

接下来，笔者将从经方组方的角度，对张仲景经方体系进行剖析，以之与时方进行比较。
从《伤寒论》《金匮要略》收载的经方来看，其方剂药味多为2~3味，3~4味。笔者具体统计资料如下：《伤寒论》《金匮要略》共收载方剂275首，有名有方者269首。其中：
    1味方21首(7.80%)：甘草汤、猪肤汤、皂荚丸、一物瓜蒂汤、麻黄醇酒汤、文蛤散、乌头煎、百合洗方、蛇床子散、黄连粉、红蓝花酒、雄黄熏方、鸡屎白散、诃梨勒散、肘后獭肝散、苦参汤、矾石汤、狼牙汤、猪胆汁、蜜导煎、烧裈散。
2味方40首(14.87%)：大黄黄连泻心汤、干姜附子汤、瓜蒂散、甘草干姜汤、芍药甘草汤、赤石脂禹余粮汤、苦酒汤、桂枝甘草汤、桔梗汤、栀子豉汤、栀子干姜汤、大黄甘草汤、小半夏汤、小儿疳虫蚀齿方、头风摩散、半夏干姜散、半夏麻黄丸、甘草麻黄汤、走马汤、生姜半夏汤、百合地黄汤、百合知母汤、百合滑石散、百合鸡子黄汤、赤小豆当归散、泽泻汤、矾石丸、茵陈五苓散、枳术汤、枳实芍药散、栝蒌牡蛎散、猪膏发煎、硝石矾石散、紫参汤、葶苈大枣泻肺汤、葵子茯苓散、蒲灰散、蜘蛛散、薏苡附子散、橘皮汤。
3味方52首(19.33%)：十枣汤、大陷胸汤、三物白散、小承气汤、小陷胸汤、半夏散、四逆汤、白通汤、芍药甘草附子汤、枳实栀子豉汤、茵陈蒿汤、调胃承气汤、桃花汤、通脉四逆汤、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麻黄附子甘草汤、麻黄细辛附子汤、栀子甘草豉汤、栀子生姜豉汤、栀子厚朴汤、栀子柏皮汤、干姜人参半夏丸、下瘀血汤、三物黄芩汤、大建中汤、大黄甘遂汤、大黄附子汤、大半夏汤、小半夏加茯苓汤、甘草粉蜜汤、甘麦大枣汤、桔梗白散、当归生姜羊肉汤、当归贝母苦参丸、近效方术附汤、泻心汤、柏叶汤、厚朴三物汤、厚朴大黄汤、茯苓戎盐汤、茯苓杏仁甘草汤、栝蒌薤白白酒汤、桂枝生姜枳实汤、排脓散、旋覆花汤、麻黄附子汤、猪苓散、滑石代赭汤、滑石白鱼散、蜀漆散、薏苡附子败酱散、橘枳姜汤。
4味方41首(15.24%)：大承气汤、大陷胸丸、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四逆散、四逆加人参汤、白虎汤、白头翁汤、吴茱萸汤、附子泻心汤、抵当汤、抵当丸、茯苓甘草汤、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桂枝去芍药汤、麻黄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理中汤、黄芩汤、葛根黄芩黄连汤、土瓜根散、己椒苈黄丸、苇茎汤、生姜甘草汤、大黄硝石汤、天雄散、木防己汤、白术散、甘姜苓术汤、甘遂半夏汤、牡蛎汤、防己地黄汤、防己黄芪汤、赤丸、栝蒌薤白半夏汤、桂苓五味甘草汤、排脓汤、栀子大黄汤、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黄芪芍药桂枝苦酒汤。
5味方38首(14.13%)：五苓散、白虎加人参汤、白通加猪胆汁汤、附子汤、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茯苓四逆汤、桂枝汤、桂枝人参汤、桂枝加芍药汤、桂枝加桂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桃核承气汤、真武汤、黄连阿胶汤、猪苓汤、三黄汤、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大黄牡丹汤、乌头汤、乌头赤石脂丸、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汤、半夏厚朴汤、甘草附子汤、白术附子汤、白虎加桂枝汤、当归散、竹皮大丸、防己茯苓汤、附子粳米汤、苓甘五味姜辛汤、枳实薤白桂枝汤、栝蒌瞿麦丸、桂枝茯苓丸、桂枝附子汤、麻黄加术汤、黄芪桂枝五物汤、越婢汤、酸枣仁汤。
6味方25首(9.29%)：小建中汤、甘草泻心汤、桂枝加大黄汤、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九痛丸、当归建中汤、乌头桂枝汤、升麻鳖甲汤、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茯苓饮、外台黄芩汤、当归芍药散、麦门冬汤、茯苓泽泻汤、栝蒌桂枝汤、桂枝加黄芪汤、桂苓五味甘草去桂加干姜细辛半夏汤、越婢加术汤、越婢加半夏汤、橘皮竹茹汤。
7味方24首(8.92%)：大青龙汤、大柴胡汤、小柴胡汤、半夏泻心汤、当归四逆汤、竹叶石膏汤、牡蛎泽泻散、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柴胡桂枝干姜汤、麻子仁丸、旋复代赭汤、黄连汤、葛根汤、文蛤汤、芎归胶艾汤、苓甘五味加姜辛半夏杏仁汤、厚朴七物汤、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桂枝去芍药加麻黄细辛附子汤、黄土汤、黄芪建中汤、外台柴胡去半夏加栝蒌根汤。
8味方8首(2.97% )：小青龙汤、生姜泻心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柴胡加芒硝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葛根加半夏汤、苓甘五味加姜辛半杏大黄汤、肾气丸。
    9味方11首(4.09%)：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炙甘草汤、柴胡桂枝汤、小青龙加石膏汤、王不留行散、古今录验续命汤、泽漆汤、奔豚汤、厚朴麻黄汤、射干麻黄汤、桂枝芍药知母汤。
10味方2首(0.74%)：乌梅丸、竹叶汤。
12味方4首(1.49%)：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大黄蛰虫丸、风引汤、温经汤。
14味方2首(0.74%)：麻黄升麻汤、侯氏黑散。
21味方1首(0.37%)：薯蓣丸。
根据所占百分比从多到少的排列顺序是：3味方(19.33%)＞4味方(15.24%)＞2味方(14.87%)＞5味方(14.13%)＞6味方(9.29%)＞7味方(8.92%)＞1味方(7.80%)＞9味方(4.09%)＞8味方(2.97% )＞12味方(1.49%)＞10味方(0.74%)＞14味方(0.74%)＞21味方(0.37%)。其中以3味、4味、2味、5味最多，百分比超过10%；以10味、14味、21味最少，百分比不足1%。
而居于中间地位的6味方的方剂，很多都是从药味少的方剂如5味药物的桂枝汤发展而来，如小建中汤、桂枝加大黄汤、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当归建中汤、乌头桂枝汤、栝蒌桂枝汤、桂枝加黄芪汤共11首，占6味方总数的44%，其他如越婢加半夏汤、越婢加术汤是从5味药的越婢汤发展而来，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是从4味药的白头翁汤发展而来，橘皮竹茹汤、茯苓饮是从2味的橘皮汤发展而来，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是从4味的黄芩汤发展而来，茯苓泽泻汤、桂苓五味甘草去桂加干姜细辛半夏汤、当归芍药散是从4味的苓桂剂发展而来，甘草泻心汤是从4味的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发展而来，九痛丸是从3味的四逆汤、4味的吴茱萸汤、1味的巴豆发展而来，麦门冬汤中的半夏-人参-甘草-大枣的药物结构从前面药味道少的方剂如5味方的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中可以找到根源，外台黄芩汤亦然，这样除了升麻鳖甲汤比较独特以外，25首6味方中的24首方都发展自前面药物单少的小方，占6味方比例的96%。这种情况也见于24首方剂的7味方，在7味方中出现大量的合方，如麻黄桂枝合方、桂枝柴胡合方。6味方和7味方合计49首方剂，占全部方剂的18.22%，紧追3味方的19.33%。后面的8、9、10、12味的方剂也是延续的前面这种发展规律。于是基本可以看出上古复方的发展脉络是由少而多，定中求变，前后犬牙交错连绵为一个整体。因此，笔者就把眼光定位在最基本的2味、3味、4味、5味方上，尤其是占比例最大的3味方，因为这是单味药物演变成复方的第一批成果，是复方的种子，复方的起源。
复方药味的单少，一方面是上古人类神农疾医求知的天真、严谨，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加一味药就是一味药，加一味药对整个复方有那些影响，一定要搞清楚了，再根据情况考虑是否需要再加一味药物。药物的增减，是根据临床的需求来决定并通过临床治疗进行检验是否有效而确定的。另一方面，在大量药物中选取2~3味创制方剂显然比选取5味以上的药物创制方剂，其难度小得多。但即便如此，复方的制作过程也是艰难的。要创制复方，首先必须有单味药物的应用经验。根据新石器时代种植粟、水稻的农业技术掌握，可知新石器时代人类已掌握丰富的植物学经验，那么在长期的药物实践中，对其中植物药的应用经验是有积累的。但植物药的种类丰富，即便是同一株药草，有果仁入药，根茎入药，如何从大量的原始药材中选取最有效的单味药物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此外，单味药物的药证本身就很难明确，何况2味药物同时应用的复杂指征，3味以上的我们就不谈了。还有，药物的选择明确了，药物的剂量又如何确定？桂枝与白芍的剂量，麻黄与石膏的剂量，其比例不同，方证不同，这些都是难题！此等艰难的浩大工程，我想不可能在商代完成，更不可能由伊尹一人完成。古人不懂得现代科技，所以他们只能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种药物一种药物地逐个实验，A药物不能解决问题，换B药物，AB药物配合不能解决问题，换AC药物配合试试。所以，上古经方产生的时间是漫长的，上古经方的结构是简单的，药味是单少的，但无数次实验后产生的经方，其药效是实实在在的。上古医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要见到疗效，要为部落解决实际问题（他们不需要搞医学流派，不需要搞科研论文，也不需要评定职称，更无需靠此混饭吃）。在疾病对部落人群的威胁面前，他们没有退路，即便是牺牲掉自己的生命，也要为部落找到治病救命的药草、药方，“神农尝百草”这个传说不就是因上古人类对这么样的一位医生或者一个医生群体的纪念才产生的吗！创造一首行之有效应用指征明确的复方方剂，其难度对于今天懂得现代医学懂得植物药理的医生们来说也是很困难的。谁在一生的医疗实践中能创造出一首这样的经验方，那他就很了不起了。像张仲景也只是在书中记录了1首自己所新创的方剂——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但上古时代的医生们，不屈不挠，实事求是，一批像桂枝汤、麻黄汤、白虎汤、大青龙汤、四逆汤、泻心汤这样的古方在他们的反复临床精心试验细心观察思考并以无数的生命牺牲作为代价而逐渐诞生。对于五苓散的现代研究大家都已知晓，其配伍的精确性让今人也感到匪夷所思。

战立克

“1，2，3”规律
1味方是单味药物的应用经验，2味方可看作药物的结构，3味方是相对成熟的复方。
从药能的角度来看，单味药物的药能有别，但作用范围有限。通过2味药物的配伍，其整体药能得到扩展。3味方是相对成熟的复方，而2味方还只能称药物结构。在复方结构中，复方模型上的这种“1，2，3”变化是创建复方所需要的变化因素。对于2味方的药物结构，它随时可通过增加1味药物形成3味方，或者配伍到3味方中形成5味方，所以，2味方是一个很灵活的药物结构，可进可退，如经方中以黄芩-黄连为基本结构发展出的葛根黄芩黄连汤、黄连阿胶汤、泻心汤、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半夏泻心汤等，再如以桂枝-白芍为基本结构发展出的桂枝汤、桂枝加桂汤、桂枝加芍药汤、小建中汤、当归四逆汤、桂枝茯苓丸等。而3味方可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复方出现，同时3味方也可作为复杂的药物结构，来创建更复杂的经方以满足临床需要。于是，在有了单味药物的药证、2味药物的药物结构证、3味药物的复方方证后，后面4味、5味、6味等等更多药物种类的复方都可以创制出来，因为4=3+1，5=3+2，6=3+3，6=3+2+1，诸如此类大家都会推演。前面对《伤寒论》《金匮要略》所载经方药味的分析数据也表明，3味方所占百分比居首位，为19.33%，其中尚不包括以3味方为基础发展出的更多药味的经方。3味方比例居首位绝对不会是偶然现象。笔者推测，3味方可能是上古经验方的主体。
对于复方的这种演化规律，笔者用“1，2，3”来抽象概括。而事实上，从文化的发展里程来看，“1，2，3”规律也广泛体现于其他文化类别中。
    如文字的发展也遵循“1，2，3”规律。我们知道中国的古文字是象形文字。第一批象形文字是根据实际生活所见所闻所感知的一些意向创造出来的，如从“人”→“从”的演化。单字表达的意义有限，两个单字一起构成文字结构，三个单字一起有了主谓宾就构成一句话，能够清楚完整的表达出意思。从主谓宾这一基本结构，再发展出复合句式就很容易了。根据文字的这一发展规律，最初形之于文本的文字在句式上简单的，多为3个字的句子，例如《老子》多为“知其雄，守其雌”这样的3字句式，《诗经》多为“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样的4字句式，再往后有5言古诗，7言绝句，到宋词的不对称性，到散文、小说、戏剧的发展，而汉代司马迁著作《史记》其文字驾驭能力就已达到顺心所欲的成熟阶段。但是无论文句辞藻如何优美句式如何复杂，其文法本质皆不离“1，2，3”规律。
数学的发展也遵循“1，2，3”规律。在几何模型中，“1”，代表“点”；“2”，是两个点，代表“线”；“3”，是三个点，代表“面”，以“点、线、面”为基础可构建任意几何模型，如圆可抽象为n边形，曲面可抽象为n条直线。如果把“1，2，3”分别看成基本数字，则其他任何数字都可创造出来，如4=3+1，5=3+2，6=3+3，0=1-1，-1=1-2，0.5=1÷2等等。
其他的自然学科或社会学科的产生发展，皆遵循这一规律，大家有兴趣可自己推演。所以，经验复方的产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件自然而必然的事情，它和许多其他由人类创造的文明一样都遵循着相同的产生规律——由简单逐渐发展到高级。对经方而言，它始自“神农尝百草”式的单味药物“药证”的经验积累，继而从单味药物的应用发展为药物的复方形式，从简单的复方再发展为相对复杂的复方，最后在东汉，被张仲景最终继承而升华为经方体系。《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哲学的高度明确指出这一发展规律，也点出了中医经方诸多方证的产生规律。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人”，在劳动使猿人进化成人以后，劳动又创造了人类的文化，对中医经方而言，是劳动创造了经方。所以，中医经方完全是中国上古时代的劳动人民五千年药物实践的结晶，非圣人所创，非天才发现，非哲学思想阴阳五行理论所指导，更非鬼巫迷信。
所以，经方，是体系化的方剂群。相比之下，时方有如此严密的体系吗？在时方的创立上，后世医家不可能也没有从“1，2，3”做起，那种漫长的积累单味药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后世方尚多不尚简几乎是普遍心态，更何况大量的后世方是以脏腑理论、药物的脏腑化功效为基础组建的，如泻黄散等等。（泻黄散的五行生克制化组方理论，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策划的《中华医典·金匮要略》多媒体教学片第一集中进行了非常详细地讲叙，对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看）。当然对这类方剂如果临床疗效确凿，需要继承，但从什么样的角度进行继承，却是需要明确的！是从理论到方剂的全盘继承，还是舍弃理论，仅仅把方剂继承下来，而从药证、方证的角度进行全新诠释，笔者取后者态度。此外，后世医家学习张仲景著作，在临床实践中会对经方进行一些加减变化从而衍生出新方剂，如桂苓甘露饮、六君子汤等。这部分方剂虽然收载于时方，却有经方的血脉。
时方的普遍特点是：组方药物种类繁多、方剂名表示效用者多、功效脏腑化、方剂之间关系松散等等
讨论到这里，经方和时方的分野已经很明确。从医学人文观等方面进行探讨，也能发现经方和时方的差别，在这里，笔者就不延伸了，还是回到经方、时方的继承问题上。与经方相比，时方的一些缺陷有其历史局限性，如方剂发展的时间段、医学观的转变等等都是不可抗力因素，所谓去古愈远，古义尽失，所以对时方的态度要宽容。
流行观点认为，时方需要重视，这样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数量众多的时方中哪些才是最需要重视的，要量化，拿出一个具体的数字来，是200首还是300首或者多少？像经方中这个问题就很明确，不到275首。只有在方剂明确的前提下，才能展开现代医学层面上的研究，整理文献的工作不过是第一小步。相比较而言，研究时方要走的路比经方漫长得多，因为时方很多都只是粗糙的半成品，还需要临床的2次加工。当然，笔者也并不认定经方都是完美无缺的。
这个题目比较大，时间有限，我们只能浅尝辄止。

战立克

好，先说何为经方。经方，顾名思议，又叫经典之方。如果从处方的角度讲，宋代以前的中医处方，都可以称为经方，宋以后呢，叫时方，这是以时代划分。那么从学术流派来讲。《汉书·艺文志》将方技分为四类。一曰医经，二曰经方，三曰房中，四曰神仙。医经学派，是以针灸为主的，其实就是现在讲的《黄帝内经》。经方学派，是以汤液处方为主，而其代表的著作，就是《伤寒杂病论》。
    大家都知道，《伤寒论》是医圣张仲景的作品。但是其源流，在于《伊尹汤液经》，可惜这本书已经亡轶了。经方学派的另一部经典，就是《神本农草经》。可以这样说《本经》是药物学，《伤寒论》是方剂学。方技四家，其实与道家的关系都非常密切。房中与神仙都是修行方面的东西。而医经与经方的作用，说白了，就是为了延年益寿，保证修行成功，变成神仙之前别挂了，这个叫炉鼎不坏，没成仙，先变鬼了，就神马都是浮云了，是不是？
    你看，《神农本草经》中，经常看到的是轻身啊，延年啊，不老啊，神仙之类的话。南朝的陶弘景有一本书，叫《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这本书曾一度亡轶，但是在敦煌被发现。我们很幸运，古代的名医基本上都没看过这本书，我们能看到。不说别的，单说书名《辅行决》，就知道是为了辅助修行而创立的。所以中医归根结底，是道家。
    我们现在讲的“经方”，狭义点儿说，可以认为：凡是《伤寒杂病论》的处方，皆认为经方，用经方治病的医生，称为经方医，一群经方医，称为经方派。那么什么是时方呢？很简单，不是经方就是时方，所以在日本，经方，又称古方学派，时方，又能称后世方派。
    那经方与时方有什么区别呢？经方的药物比较简单，但是法度精严，气势恢弘。有人统计过《伤寒论》的所有处方（包括金匮部分）。1味药的有15方，2味药的有40方，3味药的有45方，4味药的有30方，5味药的 有28方，合起来有160余方，而两书去除重复，共有方281首。可以说，五味药以下的处方占了整本书的一大半。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比如说，同样的甘草，张仲景配上桂枝，就去治了心脏。配上芍药，就能治到腹痛。而这么简单的处方，效果都是极其宏伟的，我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呵呵。
    而时方就不一样了，绝大多数的时方，方药杂芜，或有效或不效，与经方不可同日而语。经方重流动，这一个处方下来，他是有气息，有生命的。经方，经常会用到毒性药物，经方家也因为善用毒物，所以常常可以治时医之不能治。那么，经方与时方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大的区别呢？我们先从经方的起源来看。前面说过，经方与道家关系极为密切。道家的修行者，在那个时代，很多人是有返观内视的功夫的，也就是说，一味药，或一个处方，吃到身体里，他起什么作用，往哪个内脏走，能治什么病。道家的先人是能够观察到的。而《本经》应该就是在这样的方式下写就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么一个情景：一位道家的先师，先吃药物，然后坐下，打坐，入定，返观内视，然后记录药物的作用。而《伤寒论》的祖本《伊尹汤液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就的。
    所以，基于内观实验的中药处方，与现代人以思维力想象出来的处方是不可同日语的。这个就是区别。日本人曾做过实验。将伤寒论的处方，不按原方比例调配，加大某一味药，或减小某一味药的剂量。发现效果都没有原方的好，原方的比例，可以称为“黄金比例”。
    所以，经方是实验的结果，不是胡乱来的东西。这么一说，大家可以明白了，经方为什么比时方高上一筹了。当然，时方医派也有很牛的医者。比如说，傅青主，这是被后人称为医仙的人。他基于五行理论创立的时方，亦是效果惊人。
    有一句俗话，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很多人说，是三代的医生。这是错的。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决。所以好的中医，一要看内经，二要是经方家，三要会素女脉。素女脉已经失传，前二世还有。明代的素女脉是否是真的现在不好说哈。
    学习《内经》你会很了解人的生理。而看《伤寒论》，很多人会一头雾水。为什么？完全是一条一条的证治条文，其本上是这样的格式。什么什么症状，什么症状，用什么药。我以前看《伤寒论》时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仲景先师，不把这个处方的道理写下来，而只告诉你，什么证用什么方呢？后来，当我渐渐读懂了《伤寒论》时，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伤寒论》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告诉你“道”，这样说比较玄，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要画一个图，好比中国地图吧。这个地图好比是“道”，我告诉你。中国地图上，象一个鸡，这里多一点，那里少一点。东边有个台湾，南边有个海南，说了半天，你能画出来吗？
    画不出来是不是。那我们用另一种方法，画经纬线。比如，经三纬四画一个点，经五纬六画一个点。等有一天，你把所有的点都点上。然后一连线。一个精确的“道”就在你的面前了，是不是。呵呵呵，明白了吧。所以，仲景是牵着你的手，让你去体会这个道。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返观内照的本领不是吗？
    一个好医生，除了要学会经方运用这个术，还要知道这个术是怎么回事的这个“道”。日本的“古方学派”，是否定《内经》的价值的，认为《伤寒》是实用的，《内经》是虚妄的。这是很偏颇的想法。你用《伤寒》的方可以达到很好的水平。但是，你永远也无法追上仲景了，不是吗？我们不敢奢求超求，但最起码要做到，与古人对话。而仲景就是学《内经》出身的。
    想学中医的朋友，也应该有这个意识，创造属于自己的“经方”而这个能力，就得从《内经》去获得。内经很奇怪，182篇论文，只有十三个处方。那他讲什么？讲“道”。有一天，你明了这个“道”了，自然可以做到，举手皆成方，方方不离法。
经方派，时方派。
然而方脉一道讲究理法方药，药为立法之根基。在这里哪怕是一点微小的差别，也是值得寻根溯源的。
      班氏《艺文志》将上古方技分为四类：一曰医经，二曰经方，三曰房中，四曰神仙。国学常常牵一发而动全局，此四者皆是摄生立命之要术，然而各有偏重，或 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医经、经方之学，乃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医经讲的是针 灸，经方倚仗的是识证遣药。中医四大经典，医经、经方各居其半。医经者，《内》、《难》；经方者，《本经》、《伤寒》。说起《黄帝内经》的《灵枢》，很早就散轶了，然则天之未丧斯文也，此书因流落到朝鲜半岛得以保存。当地人对其奉若至宝，未敢稍加改动，且仍冠以旧称谓之《针经》九卷。直至北宋哲宗在位时期，才有朝鲜使臣携《灵枢》抵达京都汴梁，请求以此书换取宋朝的治国大法。此事非同小可，立即在朝野引起争议。苏轼闻听此言，奋袖出臂，大呼不可，连上数道奏章加以阻挠。也难怪，区区一部医书，在士大夫眼中，怎比得一国的治国大法！然而哲宗皇帝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毅然同意交换，且随即下诏将其颁行天下。宋哲宗此举，实为功在千秋。
《黄帝内经》古人常谓之“灵素”，罕有“素灵”之称，《灵枢》、《素问》孰为根基，此中原委自不必说。《灵枢》以针道安身立命，《素问》亦不离其宗。 《神农本草经.序》中有言：“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经，一 曰神农本草，一曰素女脉诀。”《黄帝针经》即包含了《灵枢》、《素问》。
     《艺文志》所载四大方技，均是出自道门，且非出于医人之手。四大方技包括医经和经方在内，究其根源仅为古人修道扫尘铺路之用。古之好服食者多生奇疾 ，犹古好战之国必有奇殃，武学、医道俱是如此，所谓“修得色身坚强了，遮风避雨好炼丹”。于是便有种医史专家们不愿意看到的可能：虽说医之为道可以利人，然其立法之初衷，仅是为己所用。察医之为道，究其根本在于以正治偏，不修身则不能齐家，更何谈治国平天下！
       比《伤寒论》稍晚的南朝时期，有一部华阳隐居陶弘景所作的《辅行诀》，其方源自伊尹《汤液经法》，为经方家正传。陶师髦年好道，年轻时便披发入山，精通阴阳五行神仙方术，兼善写草隶二书。《辅行诀》顾名思义，即为辅佐修行，这也佐证了经方一脉医术最初仅是为修道而立法之说。
事实上道门诸般方术，大多只能为己所用，古典术数就是个例子。再精通四柱的人，也没法推测自己的年月日时，以调配自身五行。也正因为如此，四柱学到老，总是一场空。术数一途唯一有用的就是卜筮，然而卜筮又与四柱恰恰相反——只能为己所用。凡是给别人推演八卦的，无非就是炫人眼目借物喻人。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能看见前面有劫数不难，难的是怎样明哲保身趋利避害。所谓大易者不言卜：易者，变也。明白了有变才有易，也就没必要守着那么两个死卦了。
既然是为己所用，也就意味着自己的香自己点。上古之时，修道之人各有师承，于是都忙着自己修自己的道，上古讲一个“修”字。时至东汉，世间所有神仙方术，一下子都隐没了。大家于是失去了方向，不知如何是好，便常常坐在一起谈玄论道——魏晋好清谈。于是有了王弼大器早成，有了竹林七贤，魏晋讲一个“谈” 字。而到了唐宋，该成的也就成了，那么没成的呢？人家也没闲着，没事就琢磨，我们怎么就不成呢？终于有一天想明白了：哦，不是我们不成，是我们不想成，我们跳出去了——禅宗。唐宋占一个“成”字。最后到了明清，所谓台城故事皆过眼穴的方法。古代针道取穴施针，穴和经井水不犯河水，且以手足四末为根本。察国学国术，多重稍节。如内家拳讲究点重身松，惊起四稍，风水堪舆之学亦同。比方说把墓安在天安门广场，必定不出一天就踩平了。此种地方人马川流不息，杀伐之 气太重，不利于荫泽子孙。稍节则较之根节灵秀，明代皇陵舍太行山主干而偏取其支脉，即是此意。有些事过于“规范”了往往不妥，比如医道。然而宋代“规范”成了风尚，不光针灸，就连方脉一术也在劫难逃。《和局方》颁行了，官制丸药也到街上卖了，于是百姓方便了，医生也方便了——放下现成的方书不用，谁还去研究晦涩古奥的《神农本草经》！

战立克

既然不用研究《本经》就能行医，于是一大批医学的优秀人才诞生了……倘使西医，倒是人人都能学得，而中医，决不可以！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徐灵胎就说过，“孰知医之为道，乃古圣人所以泻天地之秘，夺造化之权，以救人之死。”倘若没有大根器，是无法承载医道的，勉强也无益。况且如前文所言医道在于以正治偏，大正才可以治大偏。然而丸药出门便有，《局方》一书在手，还有什么可怕的，粗通文墨就敢开方下药。“人命大如天”也早就抛之脑后。这不，老百姓都编出顺口溜了——男用六味，女用金匮。金匮肾气丸好好一个经方就这么给糟践了。
    金匮肾气丸来源于仲景《金匮要略》的肾气丸，其中肉桂一物仲师取其化气之用。肉桂温养营血之功人人尽知，而能化气，何也？时方派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基本上回答都一样“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诸如这样摸棱两可的理论，实在误人甚深。化气这个程，有赖于肾水的充足，心肾相交，心火蒸动肾水，遂能化气。肾气丸中八味药：地黄、山药、丹皮、茱萸以生水;同时必以苓、泽利水，遂成生化之势；水有了，就必须完成心肾相交，于是以附子振动肾阳，用来升举肾水；心火下移的重任，就交给了善于营养心阴的肉桂，化气这个工程也就完成了，肉桂之妙用即在于此。然而整个过程不是如时医一般气虚补气，血瘀活血，而是依靠三焦气化。郑钦安前辈尝言：“‘气化’二字乃伤寒书一部之真机。”由此得之。
前者提过，方者，方也。所谓肾气丸倒不如说是肾气法。然而宋代医生在大的方向上脱离了《神农本草经》去研究《伤寒论》，仅仅靠这个药清肝明目，那个药燥湿化痰，实在是难以应对。朱肱，庞安时又提出了前人从未敢于碰触的“六经传变”。这个状态下去运用经方，其每每失效也在意料之中。
    既然不管用，就不用！“君慎勿滞仲景纸上语。”金元四大家的张从正，寥寥数语，字字振聋发聩。张从正之前的时代，由于官制丸药大行，百姓服药成风，大多补益过度。于是张从正大胆投之以寒凉，一改前人习气，不泥于古方。其大胆创新，灵活应变，令人叹为观止。此前的刘完素也完全依仗医经识证谴药，不再遵循经方之法。此时的经方一道，对于医人来说似乎已经可有可无了。
    然而真正结束了经方时代的人，要数李东垣的老师——张元素。相传刘完素晚年不巧得了伤寒，自己使出浑身解数也未能治愈。对于一位屡起沉疴的名医来说，无疑令人难以接受，以至于身为后生的张元素登门自荐的时候，刘氏向隅而坐，不与答言。可老天偏偏还是让张元素成就了，不仅漂亮地治愈了刘氏的病，还引得其连连大呼“后生可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不让他名噪京师。
张洁古的医术，来源于医经一脉。有个故事，说张元素学《素问》学得刻苦，有回做梦就梦见有人把他的肚腹剖开，放进去一部医经，从此术业大进。张氏在很大方面继承了《中藏经》，《中藏经》为华佗所传。相传华佗创制“九针之喜”以考验弟子术业，即以古制九针逐一刺入公鸡之身，必令针柄尽末而鸡不得稍痛。如此刺满六针，华佗方准其下山行医而不辱门庭。医经之学本于针道，张洁古将针灸的思路，大胆用在了识证、遣药上，果然出现了不同寻常的效果。于是方脉一途终于也可以脱离本草汤液的根基而另立门户。
然而张元素更大的动作，在于其创造了“药味归经”理论。“药味归经”的出现，标志着经方时代的结束，而新的方脉流派得以现世——时方派。时方派和经方派的理论基础不一样，对本草的理解自然就不同了。如葛根，时方派论其归于阳明。经方本草则察其根系深长，如人身之太阳经；葛根善从土中土中吸水以上达藤蔓，在人身就能引膀胱寒水上达于肺。仲师以葛根治太阳痉病，意即在于此。《本经》谓葛根“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起阴气”，亦不在阳明之列。
由于时方派不习《本经》，“药味归经”又着实给药物的应用思路打了折，才使得后世出现了“单方一味，气死名医”的笑话。学生曾经在世一堂当了几天跑堂打杂的，其间发现店里的老药工虽然不懂医理，却深知各药的生性喜恶，其每每以单味药治病，也真让我长了见识，不由得叹服本草之学的博大精深。
    据说张元素著《医学启源》是为了引导李杲入门。察其全书，虽以六经为纲，内容却与《中藏经》一脉相承。关于张洁古，还有另一种传闻，即张氏在传授李杲的同时，还留下了另一支脉络，即王好古，两家合而为一才能成为真传。
金元寒凉攻伐太过，又引来了明代温补学派与之竞荣。时医各派，就如走马灯一样，来了又去，去了又回。
    其间亦不乏伤寒注家，然而鲜有得其经诣者。大多数都是在用时方派的理论去解释经方派经典，就像今天的西医看中医，就是一个劲地往上套，能套上他那个东西那就是精华，套不上就是糟粕……所以出来的东西自然不堪入目，一观《医宗金鉴》所注伤寒便知。
时至清初，医界有双璧，一为江南叶天士，一为洄溪徐灵胎。叶天士的医术就如同晋代王右军的笔法，飘逸洒脱；徐灵胎则好似大唐鲁公颜真卿，年老手硬古拙雄浑。叶天士可谓时方派集大成者，将时方之学运用到极致，组方精细入微，一方之中药向不出七味。其法飘逸，故时人有半仙之誉。叶天士虽说自幼丧父，但怎么说也是有家学渊源，受过正规教育。而与其并称的徐灵胎则不同，徐氏出自书香门第，祖父曾参与修订《明史》，家中藏书万卷。徐氏本来是能在科举仕途上有所做为的，由于家人接连患病，使得其痛失至亲，便立志行医。于是尽弃诸业，每于房中日夜披览家中所藏医书，上溯汉唐，下追明清。打个比方，如果说叶天士是二郎神，那么徐灵胎就是孙悟空。二郎神是科班出身的正规军，孙悟空则是天生地养，石缝蹦出来的一灵猴。实质上徐灵胎是有师承的，只是老师没有显世罢了，就像孙悟空的师父菩提祖师，没有在野而已。正因为徐氏受时医的影响很小，因此才可以探及医源。所著《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实得经方派《本经》真传之三味。
正如前文所言，明清讲一个“集”字。那时候的医家，追赶潮流，动辄就出大部头的书。官家修书，民间也争相仿效，以至于明清医书繁杂无序，浩如烟海，一时间诞生了一大批高产作家。比如张景岳，真无法想象他行医之余，哪来的功夫著书立说……抑或是他写书之余，从哪抽的空给人看病。话说回来，张氏的书再厚，也未跳出“张熟地”的美誉，莫非熟地一味药就抵得上洋洋万言！
    再比如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历代医家多有微辞，如唐容川评价其“泛而无当”。其实在考证道地药材及论述药物炮制方面，《纲目》还是很详尽精当的。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徐灵胎的《百种录》一石激起千层浪，启发了其后诸多医家的思路，经方本草得以复兴。蜀中唐容川著《本草问答》，文章侃侃而谈，将药物合而论之，比较了各药性味、生长、应用，兼述医理。然而限于篇幅，论述未能畅快。还有一部邹澍的《本经疏证》，有《疏证》十二卷及《本经续疏》六卷。邹澍在应用经方的时候，有意识地加减各味药物，便体察到了各药的功用。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各药的在《伤寒论》中的功用，俨然与《本经》所述如出一辙。至此遂知《本经》、《伤寒》实为一脉相承，古之人不余欺也！
正因为此，在学习《神农本草经》的时候可以利用《伤寒论》，以互为印证。如芍药，《本经》谓其“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气。”其主治为“邪气腹痛”，在《伤寒论》就有“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而服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除血痹，破坚积”，则有“曾经半产，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之？其证唇口干燥，故知之。当以温经汤主之。”至于“寒热疝瘕，止痛”，又有“奔豚气上冲胸，腹痛，寒热往来，奔豚汤主之。”……
    《本经疏证》是对药分而论之的，在阐述各药联系方面较《问答》稍逊。因此二书可以相互参照。由于经方派疗效显著，时至晚清，便出现了诸多经方派大家。民国之后，中医 横遭劫难，余云岫一部《灵素商兑》，几乎把中医葬送了。听说连蒙受中医救命之恩的胡适都不敢站出来为中医说句话，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满纸酸楚，不提也罢。
现今炒得沸沸扬扬的火神派，实则就是出自经方门庭。然其失于偏颇，过犹不及。一次我听老师谈及火神派，谓其过于偏执，已失经方派神韵，用来纠温病的偏倒是正好。然而老师同样提到，火神派之于理论临证，确有独到之处，其论阳主阴从为经方家要义，所用对待之法也非时医所能比拟。
很长时间以来,四大经典中的《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成为了形式上的“四大经典”，从学堂到临证，已罕有人问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欲使经方一脉发扬光大，切不能重蹈前人覆辙，望与诸位老师同好共勉。
                                        2014/11/21揖于网络，原作者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