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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儒医，就是医术在宋以后，渐与儒业合流。据《宋史》，医学初隶太常寺，崇宁间改隶国子监，分上舍内舍外舍，属于太学，亦有科举。且儒者从事医学颇多，如今传《苏沈良方》八卷，即是沈括所集药方，而后人又以苏轼医学杂说附之者。苏轼有友人庞安时则著有《伤寒总病论》六卷。安时弟子张扩、侄孙张杲又著《医说》十卷。
同时金张从正则撰有《儒门事亲》十五卷，谓医道为儒者奉亲必备之知识与技能。至元朱震亨，乃许谦门人，以医为儒者格致之学，著《格致余论》，为一代医宗。
嗣后如明朱崇正作《仁斋直指》附遗，崇正即字宗儒。儒者本其格物致知之态度以究探医学，并借以表达仁人爱物之意，医儒一体。朱震亨与朱崇正这些例子，都具有典型的意义。后世「儒医」成为一个常用词汇，便是因此而来的。
风气之起，应在唐朝。当时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已发现只以老庄来解释《素问》并不够。老庄论阴阳甚少，又不论五行、不谈音律，故为了说明《素问》「和于阴阳，调于四时」、五脏配五行、五音、五方的理论架构，王冰必须引用《易经》论阴阳乾坤、《尚书·洪范》论五行，以及《礼记·乐记》的部分来做些补充。
但这时王氏引《易》，还常显得生硬牵强。如〈阴阳离合论篇〉：「帝曰：『原闻三阴三阳之离合』，歧伯曰：『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广明，下文有解释，云：「中身而上，名曰广明」，指身体正面的上半身。可是王冰注却说：「南方丙丁，火位主之，阳气盛明，故曰大明也。向南治物，故圣人南面而立，《易》曰：『相见乎离』，盖谓此也」。这不是挺荒谬吗？
然而，这也可以看到一种趋势：《素问》本身和《易经》原没什么关系，可是却有人总想替它们牵牵线、作个媒。这种倾向，在王冰之后越演越烈。
如宋林亿《重广补注黄帝内经》即以《易纬·干凿度》来解释《素问》为什么称为「素问」，谓：「干凿度云：『夫有形者生于无形，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症由是萌生，故黄帝问此太素，质之始也。《素问》之名，义或由此」。
这实在也是牵合附会之谈。太素之说，起于《易纬》，黄帝时怎么可能用此为书名？设若书名乃汉人所题，故用《易纬》之说，称其书为《素问》，那么书中又为何完全没有讲太始太素之类事？
但林亿之所以会如此征引，其实正显示了他欲将《易经》与《素问》相关联的用心。故〈阴阳应象大论篇〉说：「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林氏等新校正便说：
阴长阳杀之义，或者疑之。按《周易》八卦布四方之义，则可见矣。坤者阴也，位西南隅，时在六月七月之交，万物之所盛长也。安谓阴无长之理？干者阳也，位戍亥之分，时在九月十月之交，万物之所以杀也，孰谓阳无杀之理？以是明之，阴长阳杀之理可足矣。
以《周易》八卦分布四方来解释阴阳消息，实为王冰所不及论。但此风既开，四方八卦之说便泛滥于医学之中了。《灵枢·九宫八风》说「太一」在一年之中依次移居九宫，论者便以四方八卦来比附。
太一，是北极星，北极不动，北斗之斗杓则随季节旋转，古来均依斗杓所指十二辰来区分节气，一年分为廿四个节气。斗杓所指之辰，则称为月建。例如冬至节，月建在正北。这是十二月与辰、方位、节气的配合。另外，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分属八个方位，称为八宫，每宫得四十六日，天门地户两宫各仅四十五日。如果再将这八个方位跟上面所说的十二月、十二辰、廿四节气配合起来，即是所谓太一移居，八宫各分配三个节气；加上中央，共为九宫。
这种天文与节令的配合，本来是因医学理论重在「调四时，合阴阳」而设，故八宫又配以八风。谓各节令有符合节气的实风，主资长万物；也有与时令节气相反的虚风，主收杀万物。所以人应注意驱避风邪。但它谈八宫八方位，却给了以四方八卦来论医理者一个好机会，论者立刻将八宫和八卦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图表。
其实《灵枢》原文根本不曾谈到八卦，八宫分别是叶蛰、天留、仓门、阴洛、上天、玄委、仓果、新洛。后人勉强以八卦与之配属，遂只好刻意去解释为什么叶蛰宫是坎、新洛宫是干。例如倪仲玉说艮居东北，主立春、雨水、惊蛰、「艮为山，正而不动」，故名天留宫。离居南，主夏至、小暑、大暑，「日月丽天，主离明在上之象」，故名上天宫。干位西北，主立冬、小雪、大雪、「新者始也，洛书载九履一、一乃干之始」，故名新洛。凡此等等，都显然是误说。
换言之，《素问》《灵枢》可能在早期皆近于道家义，道家人士也是两书的主要传承者（日本多纪元胤《医籍考》甚至认为：「《道藏》中有玉枢、神枢、灵轴等之经，而又收入是经。则『灵枢』之称，意出于羽流者欤？曰灵枢、曰九虚、曰九灵，并是黄冠所称，而九卷《针经》为其旧名也」）。可是越到后世，它与儒家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密。由道医逐渐发展为儒医的轨辙也由此可见。 本文来源：《儒医》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