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普雷斯顿在《血疫》中写道：“文明与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当下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以更快、更猛的脚步，席卷全球。在这场人类与病毒的战争中，每一个行之有效的阻击成果，都会让更多人免于病毒侵袭。中医药在这场战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疫情防控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方案。为此，半月谈记者专访3位中医哲学专家，从“哲学”视角，一窥中医药的当下与未来。 张大宁：哲学辩应有之贡献 谈到当前中医学所面临的环境，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肾病学家、中医肾病学奠基人张大宁坦言：“现在的中医比张仲景、李时珍的时代难多了，那时是‘一家买卖，垄断经济’，现在是‘两家买卖，市场经济’。现代病人往往是先找西医看病，治不了再找中医，这就把疑难病症留给中医，这些都是当前中医所面临的难题。”他认为，当下的中医学，应当借势发力，有更多贡献。
01 医学理念上的贡献 中医学虽形成于2000多年前，但许多理念至今都是科学的、先进的。如“证”的概念。以“证”为核心的医学体系是中医学的根本特色与优势，是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对人体异常生命活动的分析、归纳和概括，是对现代医学“病”概念的补充和修正，由此中医学形成辨证论治等特色。深入发展这个理念，不仅能大大提高防病治病效果，而且也会加深对疾病、对人体一切异常生命活动的认识和了解。 “天人合一”本是中国古代一种先进的哲学思想，表明人与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包括季节、气候、昼夜、地理、社会等都会影响人体的正常和异常生命活动，治疗、养生上也要根据不同季节、不同气候采用不同的方法。 02 治疗疾病上的贡献 张大宁认为，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疾病，中医治疗所占的比例不尽相同，但认为中医治疗在所有疾病的治疗中都起着“辅助作用”的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如对于肾病，尤其是慢性肾脏疾病的治疗，中医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起码是“半壁河山”。其他如心脑血管疾病中活血化瘀方药的应用，慢性消化道疾病治疗，以及一些中医认为是“虚证”“郁证”等的病症，中医都是大有作为的。那种认为中医学只是一门“治未病”医学的观点显然是不准确的，中医学是已病、未病都能治的完整医学，只有了解已病，才能谈治未病。 03 防病养生康复上的贡献 张大宁认为，防病、养生、康复等是中医学的强项。不仅是“防治疾病的发生和保健身体”，更重要的是全方位地“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和质量，达到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目的”。此外，中医学在脑血管病后遗症和骨科康复，在预防流行病、传染病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 04 中药方面的贡献 中药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本草纲目》、《新修本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等都堪称中药学的瑰宝。从20世纪中叶左右，各国学者已对中药进行了“有效成分”的研究，并取得一些重大成果，著名药理学家陈克恢正是在其老中医岳父的指导下，从中药麻黄中提取出麻黄素。 至于内容更广阔的“方剂组方”研究，更是中医学的另一大宝库。据不完全统计，仅古籍记载的方剂就有数万余种，如果在这个领域能取得重大成果，将会给世界医药学带来崭新的进步。
吴克峰：哲学辩质疑之原因 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吴克峰认为，面对中医药的疗效，依然有人在质疑，这和对中医药生存的文化背景、哲学背景的认识密切相关。 01 生存环境变迁 中医药学的文化背景是中国哲学，中医药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其本身是医学，它所面对的、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是疾病。中医药的存在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与哲学背景作为支撑，当今中医药生存的文化环境与古代已大为不同。 02 思维方式更迭 中医存废之争的关键，是在哲学理论上出了问题，在思维方式上出了问题，就是西方重分析、重实证的思维方式被看作是唯一科学的思维方式。中医药最初诞生于中国古人与疾病的抗争，但很快就借助中国古代哲学提升了自己的认识水平，并不断受中国哲学的影响开启拓展自身的理性自觉之路。 03 中西之争看本质 对中医药学进行全方位的认识，需从哲学的高度、文化的高度去认识。中西医之争的本质是中西哲学之争、中西文化之争，是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问题。所以，进行深入的中国哲学与中医药学相关性研究，挖掘深藏在中医药中的理性精神，提供中医药赖以生长发育的文化背景环境，摆脱中医药知识破碎、孤军奋战的囧境，形成文化环境的合力，是十分重要的。当然，这种研究不是单纯的复古，也要在比较中西文化各自长处中保留精华。
张超中：哲学辩未来之路径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张超中认为，近百年来，中医药一直处于存与废的论争中，中医药长期处于被动应战的位置。在没有成熟的科学理论给出合理解释之前，或者中医药理论的自我解释被接受之前，疗效才是硬道理。 张超中说，此次中医药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再次表现出了“简、便、验、廉”的特性，简单而高效，这种特性超出了现代科学与文明的解释范畴，有利于促进对中华文明的新认知。 从历史来看，中医药不仅有临床疗效，而且也有养生保健功能，有人文关怀和生命关怀，在更基础的层面上体现出中华民族的认知方式和生活方式。 只是百年以来，中医药的多样性和有效性除了受到西方科学理念的质疑外，也不为国人所看重。 “深刻把握中医药担负的历史责任，深入研究疗效背后的科学与文明体系，创建集科学、文化于一体的新时代中医药解释体系，是我国学术理论综合创新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张超中说，“中医药一直是中华文明宝库的一部分，对中医药明辨笃行，理当成为一种新风。” 注：本文来源 半月谈 《大疫功臣中医药》 记者 张建新 白佳丽 编辑 国正行 相关阅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