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医药发展的自然规律 遍览世界文明史可见，很多具有古老医药学传统的国家在其文明的最初萌芽和发展阶段都受过哲学本体论问题的影响，也就是说，当哲学家们用水、火、气等要素讨论世界的本源时，从事医术（远古也可以是巫术）的人也往往加入其中，并以此来解释这类要素与人体生命与健康的关系。 气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指构成一切物类的原始材料。以气为本体，其实表明了中国古人对世界物质性的承认，这其实就是朴素的唯物论思想。“气”对医学的渗透是中国古代气学理论的嬗变，是从抽象程度较高的哲学范畴演化为医学理论的具体内容。当医学以气学理论观察生命、健康与疾病，其结果是发现人体内存在着实实在在的、望之可见、触之可及的气。因此，医学从观察到思考，逐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气学理论。可见，中医学的气理论与古代哲学的气学说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严格的区别，更多体现的是唯物主义思想。 以单一的“气”来概括整个自然界，毕竟还是笼统。随着人对自然认识的深化，中国古人的自然本体论开始由气本体论发展成木、火、土、金、水为内容的“五行说”。《素问·天元纪大论篇》云：“木、火、土、金、水，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蕴含着“相生相继说”的思想；《素问·宝命全形论篇》云：“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蕴含着“相克相治说”的思想。这五行是相生相克的关系，这是一种唯物辩证观点。 “相生相克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辩证发展观具有内在逻辑的契合性，可以说中国古人所讲的“阴阳说”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管子·乘五篇》云：“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长短，阴阳之利用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然则，阴阳正也。”在此，“正”即对立的统一。四季的春夏与秋冬、一天的日与夜、时间的长与短，都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这都是辩证认识论的有力表现。 中医药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中医药古代典籍对自然规律的探讨说明：一是中医药对自然规律的把握主要是唯物主义，但也蕴含着辩证思维和发展变化的观点；二是自然界不是静止不变、与人无关的抽象存在，而是与人存在着相互感应、一体共生的关系，也就是说，研究自然亦即是研究人自己。 （二）中医药发展的社会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社会规律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对于中医药事业而言，这一点同样适用。众所周知，中医药是一门实践性特别强的学科，临床实践是中医药发展的源泉，中医药的社会规律以临床实践活动不断生成、展开和实现。 相传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尝百草之滋味”，《史记·补三皇本记》也有“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的记载。《淮南子·修务训》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是有关人们从实践中获取中医药知识的最早记述。明代李时珍“幼多羸疾，长成钝椎，耽嗜典籍，若啖蔗饴。考古证今，奋发编摩，苦志辨疑订误，留心纂述诸书”，其边采药边考证，走遍大江南北，“行年三十，力肆校雠；历岁七旬，功始成就”，终著成被世界称为“东方的百科全书”的中医药巨著《本草纲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凡例》中指出：“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可裨《尔雅》《诗疏》之缺”，将格物明理之思想贯穿于《本草纲目》全书之中。格物明理思想的核心精神就是躬身实践，知行合一。中国人研究宇宙人生的大问题，常从自身的生活实践出发得出理论，最后又归于实践，将理论在实践上加以验证。即先对身心经验上切己体察，而得到一种了悟；待了悟已至，又验之以实践。中医药的实践不仅体现了上述规律，而且还呈现出强烈的个体化特征，包括医者学术特点、临床经验的个体化，对就诊患者体质与病症认识的个体化以及对具体患者治疗方案的个体化等。 这些塑造了中医药实践的个体化特征，同时也阻碍了“效率医疗”的发展。“效率医疗”指的是以最大多数民众健康为目的，以社会整体医疗效率为先的医疗模式。实现“效率医疗”的基础条件，即开放的、合作的医疗体系（与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经济结构是相矛盾的）以及依托市场的医院组织。 中医药的社会性和实践性说明：中医药发展是实践第一，临床实践是中医药发展的源泉；中医药实践以个体化为特征，它的形成与中国传统社会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经济结构密切相关；中医药实践的个体化特征，导致了行业保密风气的产生，也使中医药知识的传授以师承形式为主；中医药的诊疗模式以门诊为主，这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组织方式所决定的，缺乏“效率医疗”的基壤。 （三）中医药发展的认识和思维规律 中医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整体思维、象数思维、变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和中和思维。中医药所蕴含的认识和思维规律是建立在以传统农耕社会为背景的经验世界中的，其认识和把握生命现象的方式和方法，都是在农耕社会的经验基础上构建而成的，具有鲜明的农耕文化特征。《淮南子·主术训》中就记载有“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逐长，五谷蕃殖”。这些在农业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自然因素发展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引导并渗透至中医药认识生命的思维活动中，逐渐发展形成了以“天人合一”为主要框架的、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认识。“天人合一”认识框架的最主要体现便是整体思维。在农耕社会中，风调雨顺是最理想的耕种条件，这也决定了其认识和思考周围事物的方式也是将人与自然环境放在整体同一的关系上进行思考。中医药对人体生命活动的认识也据此发展成为“天人相应”的思维方式。天地间所有的生命规律都是整体同一的，这种整体性可以通过“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被发现和掌握。既然天地人的生命规律相同，那么不同的生命现象也就具有互通性，也就都能体现出宇宙变化的规律。 在“天人合一”的认识框架中，中医药学也受农耕文化对四时、四季循行的密切关注，以及农业生产的播种、生长、收获周而复始的生产方式的影响，强调对生命活动“变化”的把握，注重在两极对立中把握事物的辩证统一，从而形成了“辩证”和“变易”思维。这种对自然规律的顺应也促使中和思维的产生。它要求人们凡事注重事物的均衡性、和谐性，行为的适度性、平正性，强调用缓和、和谐、适度的方法解决矛盾。 在上述认识中，中医学对于医者崇尚“医者，意也”。“医者，意也”是医学史上的名言，支持者以其为中医灵活处方、把握全局、辨证施治的象征，批评者以其为中医缺乏规范、不科学的象征。这使得中医药对合格医人的要求极高，追求的是精品而非规模化产品，从而导致难以大规模培养医师队伍。 中医药蕴含的认识和思维规律说明：中医思维特征主要表现为直观性和主客体的混融；认识的框架是符合客观实在的，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农耕文化、自然经济结构相适应；认识的形成“重悟性而不重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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