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剖研究与超解剖研究 西医遵循的是解剖原理，中医遵循的是超解剖原理。西医解剖研究是比较发达的，这是人体为本的必然，人体为本，就是要通过解剖研究来进行。而且它认为，所谓人的结构就是人的解剖形态。西医的解剖研究有几个阶段：最早的是罗马时代，公元129年和199年，这是盖伦的生卒年代。盖伦是西医解剖学的鼻祖，经常以盖伦为骄傲，在罗马时代就发展的解剖研究。但盖伦只解剖过动物，没有解剖过人体。中世纪解剖学被严格禁止，一直到1543年，维萨里《人体的构造》才重新开辟了解剖研究的新纪元。特别后来到了1761年，莫干尼《疾病的位置与病因》，建立了病理解剖学，这才把病变跟解剖形态直接联系起来，建立了疾病的局部定位理论，要通过解剖形态的根据找到局部定位，形成了病灶的概念。近代以来发展的解剖研究是西医取得重大进展的决定性条件之一。那么解剖研究的特点，就是把疾病的认识落脚于解剖形态，发展了针对器质性疾病的诊断技术和治疗手段。 中医的解剖研究，曾经被不断地污蔑和贬低，说中医没有解剖研究等等，是中医落后的表现之一。这是一种胡说八道，这需要历史查证。中医的解剖研究，需要注意几个情况：第一，就解剖研究本身而言，在古代远远先进于西方，比盖伦早得多、先进得多。我们都知道在《难经》、《内经》、特别是《灵枢》中都有系统的记载，尺寸、分量、形状都记载得非常清楚。那个时代是对人体真实形态结构的记载，而那时盖伦尚未出生。汉代以后解剖学有了继续发展，后来一直发展到1830年王清任的《医林改错》，都未中断。但是解剖研究的高峰是在秦汉时期，特别是汉代发展的水平更高。有正史记载的解剖研究，是《汉书·王莽传》，记载了王莽处决一个叛徒的一项事实。 王莽是公元前46年到公元后23年，比盖伦早了接近200年。他的反将王孙庆被带回来以后进行刳（kū）剥，汉书上是这么记载的：“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这是正史记载的一次真实的活体解剖。派了太医、尚方、巧屠，这三种人共同对王孙庆进行解剖、量度五脏。这是正史上记载的，那么野史上，别的学科史上记载的可能更多。这个记载非常重大，它表明了中医的、中国的解剖研究在东汉这个时期王莽时代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中医的人体解剖研究比西医久远得多。 更重要的是，中医发展了超解剖研究。人的疾病不仅仅是人体发生的，更重要的是人的生命运动发生异常。生命运动发生的异常靠人体解剖的研究是寻找不到问题的，如同电脑软件死机，靠从硬件来寻找，也找不到问题一样。中医以临床研究为基础，面对的病人并不都是形态结构上发生器质性病变，许多病变是人的生命运动发生病变，不能仅仅依靠解剖研究。所以中医发展了解剖研究，同时又根据需要发展了非解剖的、超解剖的针对人的生命运动的超解剖研究，认识了不具有解剖形态的事实和规律。经络是最有代表性的，很多人研究经络，认为经络的发现，以解剖研究为基础，是在没有根据地乱说，找不到事实根据，各种材料都没有这方面的事实。五运六气、阴阳、藏象、证候这些内容中医学的基本内容，都不是靠解剖研究认识的，现在也没法从解剖形态找到根据来验证它，它不是形态结构的。 张仲景与盖伦分道扬镳，这是张仲景的一项重大贡献。张仲景跟盖伦可以说是同时代的人。在张仲景之前的《黄帝内经》时代，中医还是辨病与辨证同时都有的，辨病有些是形态结构的，是人体的病变，张仲景开辟了辨证论治的时代，他把中医学对疾病的研究从辨病辨证同时进行，从既重视人体病，又重视人的生命运动病，转向了重点研究人的生命运动之病。张仲景的研究完全是超解剖研究的一个典范，标志着中医关注的焦点从病证同治转向强调辨证论治，本质上是对疾病研究认识的重点从人体的形态结构病变转向了注重人的生命运动的里面，这是个重大的转变和深化，是中医一个重大的历史贡献。
（四）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 西医学辨病重点或核心是人体的形态结构发生的器质性病变，它的关键词是病因、病理、病灶；而中医学自张仲景之后，重点转向了辨证论治，研究的是人的生命运动的病变，被称作“证”，研究的重点关键词是病机、病证、病候。我认为，应当把病机、病证、病候称为一个病变系统，就是不同于人的形态结构病变，而专属于人的生命运动病变特有的病变系统。从病机开始，发展到病证，病证表现为临床的病候。
（五）生态调理与对抗治疗 西医学是对抗性治疗，而中医学是生态调理。生态调理的含义就是说，中医学所认识的病变，是生命运动的变，是认识到生命运动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呈现为一种态，态在不断地变化，有正常态有失常态，失常态就是病态，可称为病变的态。是什么东西引起了生命运动态发生这种失常？是生命运动的矛盾关系发生失调。中医讲的病机，是运动的矛盾关系失调。失调的结果，就是生命运动之态不正常了，成为病证了，表现的是寒热虚实等。 所以病变的本质，证的病变本质是生态性的异常，而不是器质性的异常，中医的理论很清楚。这种病变怎么治疗？中医理论是讲调理，调理就是对生态机制、生态矛盾、生态过程进行调理，调理的方法最有代表性，不是对抗治疗的方法，而是生态调理。汗、和、下、消、吐、清、温、补等这些治法，都是生态性的调理，调理的对象是生态失常。药物的性味，也是生态性的，四气五味，以及表现出的药性，都是生态性的。中医用的就是这种生态性的作用。
（六）中药方剂与化学药物 西药是化学药物，而中药是中医化的自然药。中药和自然药是“白马非马”的关系。中医是把自然药物中医化，变成了中医之药，具有了中医属性，成为中医专属专用的药物。那么怎样中医化的，有3条途径。 第一是性味中医化，是药证对应的。神农尝百草不是找它的化学成分，而是找对于证候有调理作用的性味。所以中医从自然药物开发的是中医所需要的性味，我们四气五味一讲就明白了，是药证对应的。 第二是功效中医化，是依法奏效的，以治疗的法则来使用中药，把中药的性味转化为中医需要的治疗功效。为什么必须掌握八法这些治法，那些法是把中药的性味转化为功效的杠杆或者是通道，离开法，中药的性味是不能发挥出中医所要的那种功效的。把中药不按中医的治法使用，它的功效是乱七八糟。 第三是用法中医化，也就是组方配伍。中医使用中药的主导方式是方剂，方剂是通过君臣佐使、七情等相互作用关系，把药的性味进行了相互作用，形成了方剂的整体功效。方剂的整体功效不等于各药单独作用的相加和，这是中药用药方式的中医化。
中医复兴定会实现 中医的复兴最根本的是要实现中医基本原理的复兴，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代表和引领新的医学革命的战略性方向，不是具体的技术细节，而是战略性方向。中医学不可能取代西医学，也不可能“包打天下”，但是它的基本原理迟早要成为未来新医学的主旋律。 中医复兴要完成几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思维方式，从还原论思维转向系统论思维。第二个转变是医学研究的主导性的内容，从人体转向人的生命，从以人体为本转向以人为本。第三个转变是要从解剖研究转向超解剖研究。第四个转变是防治疾病的内容，从治人体病转向治人的生命运动病。第五个转变是从对抗性治疗转向生态调理。第六个转变是药物的开发从追求特异性药效的简单化开发，转向生态性药性和以方剂为代表的复杂性开发。 中医的复兴，关键在学术。学术的复兴关键在基本原理，基本原理复兴的关键在创新，这需要把中医学的基本原理弄清楚，然后用现代条件加以发展，发展到21世纪甚至25世纪的新水平。用现代科学的东西解释清楚，提高到现代科学的水平。中医复兴将是一场革命。 首先是中医自身的革命。中医复兴对于中医来说本身要有一场革命，一个是对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的认识和掌握。现在看，对中医学的基本原理的认识，在深度上，在价值上，认识上仍存在不足，有的甚至还自我抹杀。对于中医基本原理的这些重大成果，重大的原理性的东西，在认识上要从自发上升到自觉，用现代科学来研究和解释清楚，实现中医真正的现代化。从经典中医学发展为现代中医学，这是一种划时代的变革。 其次，对于整个医学来讲也是一场革命。因为中医学的基本原理是超越西医的，研究和解释清楚中医学基本原理，从解剖研究到超解剖研究，从对抗治疗到生态调理，这种转变是革命性的转变，对于整个医学，要通过这种革命性的变革和发展，发展上升为新世纪新千年的人类的新医学，将从根本上改变医学的面貌。 同时，还有一种革命，是会引发新的科学革命，因为中医学的基本原理是人的生命运动，核心是人的生命运动的复杂性问题，研究和解释复杂性是现代科学的最新前沿，世界复杂性的典型，研究清楚人的复杂性，或者说研究清楚人的生命运动的复杂性，对于整个现代科学都是重大贡献。中医基本原理的复兴将是人的复杂性研究的突破，以此为导火索，会引发复杂性科学的新突破，带来科学的革命性变革。 中医的复兴定会实现，“风物长宜放眼量”。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文：摘编自《名医大家讲中医思维》，记者林晓斐整理 |
